王錫爵 / Wang Xijue

王錫爵 / Wang Xijue

1534-1610
小傳

      王錫爵(1534-1610),江蘇太倉人。字元馭,號荊石。一生與晚明歷史息息相關。嘉靖四十一年(1562)進士榜眼,時年二十九歲,授翰林院編修。歷官國子監祭酒、侍講學士、禮部右侍郎等職。萬曆五年(1577)首輔張居正不願守孝,自稱奪情,錫爵大力反對,因得罪張居正而回鄉隱居。萬曆十年(1582)張居正死後,錫爵恢復官職。萬曆十二年(1584)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,萬曆二十一年(1593)入閣為首輔,在「國本之爭」中,大臣欲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,但神宗意圖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太子,故對錫爵說,自己無嫡子,想要將皇長子朱常洛、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併封王,是為「三王並封」。王錫爵既怕得罪皇帝,又怕被朝臣攻訐,於是同意。言官紛起彈劾,錫爵無奈,連上八疏乞休。萬曆三十五年(1607),萬曆帝下詔,命久居鄉里的王錫爵重任首輔,錫爵已入古稀之年,堅辭不赴,家居而卒。

抗日援朝時的內閣首輔

  萬曆二十年(1592),日本豐臣秀吉發兵入侵朝鮮,當時首輔王錫爵正在家鄉照顧生病的母親,軍情緊急,萬曆帝急召王錫爵回京商討。萬曆帝較為擔憂數月之前西邊寧夏地區的哱拜叛亂,尚未決意是否援朝。王錫爵在赴京途中連發數封奏疏和公牘,分析輕重緩急,寧夏叛亂並非大患,當務之急是盡快出師援朝。由於萬曆帝已多時沒有上朝,王錫爵為內閣首輔,可視為朝鮮之役的總指揮官。戰爭初期,明廷眾多官員強烈質疑援朝的必要性,王錫爵則清醒地認識到,援救朝鮮即是保衛中國,一旦朝鮮淪陷,倭寇必將以朝鮮半島為跳板,入侵中國,屆時將處於危險的處境。他說:「善守者,守之門戶也。倭奴本情,實欲戰朝鮮以窺中國,中國兵之救朝鮮,實所以自救,非得已也」。力主抗日援朝。最後在他的運籌之下,大明戰而勝之,斬斷了日本的妄想。 

文藝生活

  王錫爵雅愛書法與繪畫。家富藏書,有「賜書堂」收藏書籍、書畫甚富。善書法,董其昌稱他:「深於書,書尤深于唐碑,晚年猶懸碑刻滿四壁,特不欲以書名耳」。錫爵出身館閣,兼具史才,他因公務、私誼之需寫了很多碑傳文,板正嚴謹,多篇被《明史》借鑒,史學價值極高。他的古典散文流暢地化用館閣時文,達到「時文工古文亦工」的水準。

  錫爵歸田後,修築園林,或是蒔花種草,自臨碑帖,或是交遊唱和,觀劇賞音,品鑒書畫,了孕育王氏家族數代的文化。

王錫爵與「東園」

      王錫爵於萬曆二十二年(1594)連上八疏,終得致仕返回太倉,園居蒔花,微行山水,臨晉唐帖,批評古書,建立文化家風。錫爵於城東修築別墅,時稱「東園」或「芍藥圃」,據〈婁東園林志〉記載,園中「水前後通流,嘉木卉無算」。出東郭外數十武,過小石橋,由松徑入園,有池廣二三畝,面池有揖山樓,竹林間有涼心閣,度竹徑小折,有曲室數十楹,桂林小山後有峭蒨廬、掃花庵,外接平疇百十頃。由庵泛舟,南抵藻野堂,階下種植芍藥滿阡陌。東折石徑松林中有梵閣,若循水路泛舟,可迂迴還於揖山樓。園林以水流與花木取勝。錫爵逝後十年,孫王時敏延請張南垣規劃重修,穿池種樹,標峰置嶺,極林壑臺榭之美,改稱「樂郊園」。明清易代後,樂郊園雖未毀於兵燹,然漸荒廢。乾隆年間,為湖廣總督畢沅所得,清末毀於戰火。  

戲曲家班

  王錫爵的父親王夢祥(1515-1582)曾說:「此最瑣瑣,亦足以觀成敗,見哀樂」,王父認為,賞戲觀劇可以從中看到政治成敗,民心哀樂,符合儒家「小道可觀」的傳統文藝思想。萬曆二十二年(1594),王錫爵致仕返太倉,源於故家遺訓,開始組建家庭戲班。曲聖魏良輔的弟子趙淮,是蘇州著名曲師,王錫爵專門延請他為家班教習。魏良輔的女婿張野塘,積極協助整理加工流行於太倉崑山一帶的戲曲唱腔,精北曲,善彈三弦,也曾為王錫爵門下客,教家僮習曲練唱。王錫爵家班在《牡丹亭》成書不久就排練上演,是最早用崑腔演出《牡丹亭》的戲班之一,對《牡丹亭》以及對崑山腔在仕紳階級的傳播大有助益。又據湯顯祖《哭婁江女子》詩序:「因憶周明行中丞言,向婁江王相國家勸駕,出家樂演此。相國曰:『吾老年人,近頗為此曲惆悵』」,顯見曾經錄取湯顯祖為進士、公安三袁之袁宗道為會元的主考官王錫爵,有不凡的文藝眼光。

  王氏家班從王錫爵開始,歷經子王衡、孫王時敏、曾孫王抑,延續了四代,百數十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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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《王錫爵印》
    《王錫爵印》
    出處 :《錄元虞集聞錫玄圃除御史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