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西道監察御史臣黃宗昌謹奏，為微臣瀝血補牘，上請伏乞皇上轉圜斧斷，力破奸謀，以奠平治之基，以杜傾危之漸事。天下，皇上之天下也。百官，皇上之百官也。皇上而欲生之、殺之、予之、奪之，固惟皇上之命耳。皇上，堯舜之主也，而欲纘二祖十宗之烈，則生殺予奪，固有皇上所不得自主，而宜曉然與天下共之者。則獨召一事，臣竊為皇上惜此舉動也。
臣忝言官，昔嘗參論周延儒者，臣與延儒，官之大小雖不同，而同為皇上之臣子。皇上于延儒，愛則不啻加諸膝；而于臣之言，惡則不啻墜諸淵。皇上之愛惡，臣固不敢以口舌爭。獨計皇上之眷注延儒，與延儒所以蒙皇上之眷注者，亦何以得此乎。
是豈禱祀以求，訪風牧于圖中，抑豈寤寐而得，來熊羆於渭上，臣知其不然也。延儒自以召對數語為輸忠於皇上，皇上亦因而忠之。延儒以臣之言為忌其輸忠，而遂誣誽之、排擠之。夫自既不能輸忠，而有人焉獻納一二語，輒橫口肆其讒忌，天地間有臣焉如此者哉？
即幸徼皇上之寬政，將天地祖宗亦顯殛之矣。孰知就延儒之言，以質延儒，蓋小人便利捷給之言，而非忠言乎。據延儒當時召對，不過誚不必發帑也。古有羅雀掘鼠，而軍心不變也。錢千秋之關節為真，會推會議皆一二人把持也。
夫延儒與溫體仁，憤枚卜不與合謀而為此舉；始相好既而相賣，初毋怪其以體仁之言為然。獨是邇來扣剋成風，兵餉告匱，皇上每於頒發之中，微示其慎重之意，豈真恡惜此長物而不必發帑，勞延儒之提撕。至睢陽之圍，強敵困於外，糧餉絕于內，殺馬殺妾以饗士而不繼，是以羅雀掘鼠而軍無變忌也。
今國家縱偶值其詘，而以海內之物力，養此九邊之赤子，臣知其尚充然而有餘。若使持籌當事者，數米之炊不繼，而徒責荷戈枵腹者死綏之節，當此，存此，必不得之數也。
延儒奈何當此全盛之時，而為此不祥之語耶。夫此數語者，即使延儒發自亦衷，毫無所為，已足嗤其剿浮之妄談，而昧經邦之遠計，而況字字機鋒、語語迎合，哆喋喋之利口，以面謾聖明乎！且皇上亦知延儒近日之所為否？臣昔參其蔑倫傷化，敗簡踰閑，皇上必以為馬牛不及之風，安能悉其暮夜隱微之事。則就今時日所可據，人人所共知者，陳之皇上，皇上試面詰之延儒，或廷質之公論，而延儒之為何如人、何如品，當必了了然也。
延儒以南人而官于北，何為于諸貴戚，非認眷生，則認眷弟乎。延儒自被論以後，移寓東偏極僻之泰清宮，何為日夜往來，非皇親鄭養性，則駙馬萬煒，廠監唐之徵者皇上當靜攝之時，舉朝皇皇，延儒方與此三人者，置酒高會，聚於西直門外之白石園，呼盧浮白，歡笑竟日。說者謂煒與之徵，結為生死兄弟，延儒因二人締交於養性，以為後圖。
興言至此，臣髮為上指，即寸斬延儒，固不足盡其辜矣。及聖躬萬安，特召延儒，越日而養性與煒又攜酒至其私寓，痛飲達旦，預賀沙隄。夫延儒交結依附，固小人之乎？常態，亦思養性何人乎？
父子濟惡，謀危先帝，逆璫禍心叵測，特召之還，托以心腹。延儒與結為兄弟，甘心雁行其下，聚首合謀，此何為哉？延儒果皇上無二心者，不應若此也。且皇上召延儒在六月初八日，而都下喧傳，已在旬月之前，則五月念一日，養性與煒等三人，先倡言之也。此等線索，是何關通，是可深為危，深為懼也。
皇上神明，亮無敢煬灶而蔽之理。然豈可不思患而預防之哉。噫！時勢至此，棘矣！迫矣！臣不言亦死，臣言亦死，臣寧言之而死耳。臣自二月以來，擊奸未效，信忠于不能得君，忠不能悟主，有血而欲化為碧，憤懣幾死，至于今日。臣且盡數被陳，滿盤扥出，皇上即不斧鉞臣，群奸亦必剚刃于臣腹耳。從逆一案，定于皇上之宸衷，而群兇之怨毒，甚矣。
目今，晝夜經營，密謀合算，絡繹於南北孔道之中，窟穴於臥榻肘腋之側者，皆群捧一延儒焉，以為之盟主，籲祝其大拜，思圖翻案，而冀死灰之復燃，此必延儒之能為若輩出死力也。度其得志，不引用奸人，布滿要地，決不但已。以皇上二年以來，費幾許心力，所驅除而廓清之者，將一旦及之，豈不為之痛心哉。
皇上勿謂諸奸名在爰書，誰敢起用，人誰無心知，誰無親友，群分類聚，燈續火傳，豈患無人。即如近日奸冢，以漏網元兇，且排舉朝之公論，欲勁起高推袁弘勛，以為護法，而且揚言，欲引南樞臣以自代，欲引南司寇以代憲臣。
而又慫慂賊輔之子，攘臂爭司馬之堂，而即真機關密布，局勢已成，則王、周、溫、申，朝端之四兇弗除，恐堯舜之世界，終弗得靖耳。昔皇上有撥棄門戶之說，此與成湯無方之意相合，甚盛心也。乃小人乘機，遂欲借為引用諸奸之路，曰今宜勿論其人何如，但能治兵者，用之治兵；能治餉者，用之治餉耳。夫用人不於其品，而於其能，則自古人之能飛不如鳥，泳不如魚，走不如獸，而帝王出治，終不以彼易此者，以其有禽獸之心也。
今聖人在上，陽和布氣，向化雖多，臣恐鷹眼猶存，鷇音未變，懷禽獸之心者，尚眾耳。昔齊威王，一霸國之君，東阿不治而譽言日至，即墨治而毀言日至，猶能察之。烹阿封墨，千古以為美談。唐德宗，一末世之主，欲相裴延齡，陽城伏諫曰：「若相延齡，當取白麻裂之。」德宗乃止。以皇上神聖，□絕千古，豈不能察左右之毀譽，而堂堂盛朝，豈無一人能裂延齡之麻如陽城者乎？臣願皇上熟計之也。臣言止矣。
皇上閱臣此疏，如鑒其無他深心，而密察之，果有形跡可據，自當另有一番作用，一番震疊，社稷之福也，臣之幸也。若以臣言為非，或仍以臣言為誣譭，重之而殺臣也。臣愚忠已竭，二祖十宗，固可周旋于他下。輕之而還臣也，臣分誼已盡，誦詩讀書亦無媿怍于林泉。
但願皇上懸臣疏於國門，以為異日券，使天下後世知皇上有先事敢諫之臣，臣且生死有餘榮矣。臣奉命按楚，已於前月二十日陛辭而行，稍為隱忍，可幸無罪。然終展轉莫安，非臣子致身之義。故義激於中，特于潞河舟內，草疏拜發，欲盡所言，不覺有踰字限，更乞皇上矜宥。臣謹沿途席藁，待命之至。
順治辛丑夏，朗生黃表兄家藏舊籍，得其先侍郎上奏疏一冊，蓋參周延儒底稿也。觀其累牘長篇，不畏權要，不避貴戚，剛方之氣，蹇諤之風，溢於彈劾參駁間者，凜凜如也。想當日群小肆虐之會聞侍郎公之風，其氣亦可以少阻矣。公生平正色立朝，直言敢諫，此書則奏命按楚，行至潞河，身中草稿，實親筆也。然，一疏亦可想見公之大概矣。朗生其謹藏之，以示來茲，亦可謂不沒其先者矣。因識數言於後。表弟藍潤(滋)謹跋。
鈐印：宗昌
解題
此疏乃黃宗昌上呈崇禎帝之奏章底稿。文中之「鄭養性」，為鄭貴妃之兄鄭國泰的兒子。「萬煒」為明穆宗瑞安公主（1573-1629）駙馬，即神宗之親妹夫，官至太傅，管宗人府印。「唐之徵」為東廠廠衛。周延儒（1593-1643），字玉繩，號挹齋，江蘇宜興人，萬曆四十一年（1613）狀元。溫體仁（1573-1639），字長卿，號園嶠，浙江湖州人，萬曆二十六年（1598）進士。袁弘勛，御史，乃四朝元老王永光（1560-1628）之心腹。另提及「王、周、溫、申，朝端之四兇」，或指王永光、周延儒、溫體仁、申氏。
本文內容乃參劾周延儒事，宗昌認為崇禎皇帝過於寵信周延儒，實非國家之幸。一開始提到兵餉問題，認為皇上應發放遼東軍餉，以固軍心；並斥責周延儒與溫體仁合謀，翻出錢千秋舊案，使崇禎元年底會推閣員時最有希望入閣的錢謙益落選，所謂「皆一、二人把持也」，語帶雙關（此指周、溫二人，而非錢謙益）。至於延儒的出身，既非皇親國戚，為何又親近內侍，結交鄭養性、萬煒等人，居心叵測。最後暗諷延儒好似裴延齡（728-796），阿諛逢迎，以聚斂為長策，希望皇上能明察，宗昌望死而後已：「臣不言亦死，臣言亦死，臣寧言之而死耳。」出於義憤填膺，他反覆思考後，仍需上疏一陳己見，特於舟中憤筆擬稿，欲盡所言，更乞皇上矜宥。依「以皇上二年以來」、「奉命按楚」等句及內容判斷，知此疏稿寫於崇禎二年冬，宗昌巡按湖廣的路途中。文中「錢千秋之關節」，指的是錢謙益科場案；天啟二年時任右春坊中允的錢謙益任浙江鄉試主考，選舉堪稱平順，然而有人檢舉一浙江名士錢千秋的試卷有舞弊之嫌，案情最後以謙益罰俸，千秋戍邊結案。
宗昌「昔嘗參論周延儒者」、「自二月以來，擊奸未效」事，均指崇禎二年三月，崇禎召對延儒於文華殿，漏下數十刻乃出，語秘不得聞。宗昌遂劾其生平穢行，有「蔑倫傷化」之實；帝怒，停俸半年。御史李長春亦論獨對之非，延儒乞罷，上不允。周延儒因機智敏慧，善於察言觀色，深得崇禎帝器重與信任；是年十二月，京師有警，特旨拜延儒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，參機務，時年三十六歲。《明史》雖列周延儒入奸臣傳，然平心而論，周延儒對東林黨人亦曾有提拔之恩，如張溥、馬世奇等。而溫體仁於崇禎三年（1630）入閣後對周延儒陽奉陰違，欲取而代之；為相後辦事專橫，朝臣極為不滿，崇禎十年（1637）罷官廢為庶民，次年病死。
底稿後頁附有順治辛丑夏（1661）藍潤（1610-1665，其人生平詳見藍潤小傳）跋，距離疏稿完成，去時未遠。藍潤與宗昌後人為表親關係，自云觀朗生黃表兄家藏舊籍，宗昌不畏權要之氣躍然紙上，凜凜然也。《東林列傳》亦評宗昌：「先生昌言諤諤，以攻逆黨，是高楊左魏之後勁也。使天下知有君子小人之分者，皆先生之力耳。」
此疏乃黃宗昌上呈崇禎帝之奏章底稿。文中之「鄭養性」，為鄭貴妃之兄鄭國泰的兒子。「萬煒」為明穆宗瑞安公主（1573-1629）駙馬，即神宗之親妹夫，官至太傅，管宗人府印。「唐之徵」為東廠廠衛。周延儒（1593-1643），字玉繩，號挹齋，江蘇宜興人，萬曆四十一年（1613）狀元。溫體仁（1573-1639），字長卿，號園嶠，浙江湖州人，萬曆二十六年（1598）進士。袁弘勛，御史，乃四朝元老王永光（1560-1628）之心腹。另提及「王、周、溫、申，朝端之四兇」，或指王永光、周延儒、溫體仁、申氏。
本文內容乃參劾周延儒事，宗昌認為崇禎皇帝過於寵信周延儒，實非國家之幸。一開始提到兵餉問題，認為皇上應發放遼東軍餉，以固軍心；並斥責周延儒與溫體仁合謀，翻出錢千秋舊案，使崇禎元年底會推閣員時最有希望入閣的錢謙益落選，所謂「皆一、二人把持也」，語帶雙關（此指周、溫二人，而非錢謙益）。至於延儒的出身，既非皇親國戚，為何又親近內侍，結交鄭養性、萬煒等人，居心叵測。最後暗諷延儒好似裴延齡（728-796），阿諛逢迎，以聚斂為長策，希望皇上能明察，宗昌望死而後已：「臣不言亦死，臣言亦死，臣寧言之而死耳。」出於義憤填膺，他反覆思考後，仍需上疏一陳己見，特於舟中憤筆擬稿，欲盡所言，更乞皇上矜宥。依「以皇上二年以來」、「奉命按楚」等句及內容判斷，知此疏稿寫於崇禎二年冬，宗昌巡按湖廣的路途中。文中「錢千秋之關節」，指的是錢謙益科場案；天啟二年時任右春坊中允的錢謙益任浙江鄉試主考，選舉堪稱平順，然而有人檢舉一浙江名士錢千秋的試卷有舞弊之嫌，案情最後以謙益罰俸，千秋戍邊結案。
宗昌「昔嘗參論周延儒者」、「自二月以來，擊奸未效」事，均指崇禎二年三月，崇禎召對延儒於文華殿，漏下數十刻乃出，語秘不得聞。宗昌遂劾其生平穢行，有「蔑倫傷化」之實；帝怒，停俸半年。御史李長春亦論獨對之非，延儒乞罷，上不允。周延儒因機智敏慧，善於察言觀色，深得崇禎帝器重與信任；是年十二月，京師有警，特旨拜延儒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，參機務，時年三十六歲。《明史》雖列周延儒入奸臣傳，然平心而論，周延儒對東林黨人亦曾有提拔之恩，如張溥、馬世奇等。而溫體仁於崇禎三年（1630）入閣後對周延儒陽奉陰違，欲取而代之；為相後辦事專橫，朝臣極為不滿，崇禎十年（1637）罷官廢為庶民，次年病死。
底稿後頁附有順治辛丑夏（1661）藍潤（1610-1665，其人生平詳見藍潤小傳）跋，距離疏稿完成，去時未遠。藍潤與宗昌後人為表親關係，自云觀朗生黃表兄家藏舊籍，宗昌不畏權要之氣躍然紙上，凜凜然也。《東林列傳》亦評宗昌：「先生昌言諤諤，以攻逆黨，是高楊左魏之後勁也。使天下知有君子小人之分者，皆先生之力耳。」
